隨著自媒體的加入,傳播生態日益呈現出更多碎片的場景,但越是在碎片化信息鋪天蓋地的時候,深度報道就越顯得彌足珍貴。未來將有大量首發新聞被自媒體掌握,因此機構媒體將在解釋環節上展開競爭,這就需要新聞人具有廣闊的視野,占據理論高度。
  全媒體時代,每個人都可以寫東西上傳到網絡,信息的供應量越來越大,信息多呈現出“碎片化”的表現態勢,就意味著新聞傳播內容產品可能走向膚淺,但是,受眾依然需要更接近事實本質的新聞,世界依然需要被深刻地研究。
  媒體競爭轉向解釋權
  深度報道的旨趣在於解釋。美國新聞學者麥爾文·曼切爾認為,“人們並不僅僅滿足於知道發生什麼,他們還想知道這些事為什麼發生,它們意味著什麼,結果又是什麼。”馬克·埃思里奇提出,“解釋性報道是一種有用的工具,背景材料、周圍環境、先前發生的事件、動機的形成,都是真正的、基本的新聞組成部分,這種解釋,實際上是最好的報道形式。”而報紙在運用背景材料時不受時空限制,捭闔自如,深入淺出,因此在使用當中,報紙以解釋性報道為代表的深度報道獲得了極大的發展,成為與消息、通訊並立的一大類文體。
  隨著自媒體加入到報道大軍中來,媒體競爭日益激烈,今天媒體競爭的是什麼?不是報道權,而是解釋權。自媒體的出現使新聞傳播生態呈現出全新的格局,很多消息是通過微博最先公之於眾,傳統媒體隨後跟進的。在網上,人人都是記者,人人都在辦媒體。因此,新聞在網上等新媒體的傳播路徑,是在不斷的轉發接力和評論附加中擴散開去的。“眾聲喧嘩”中,一個常見的情形是,受眾圍著一個原初信息源和在一堆混雜著各種觀念和看法的評論漩渦中打轉,暈頭轉向,莫衷一是,且常常陷入情緒宣泄的泥潭中。這個時候,誰的聲音更大、更真實、更有分量,誰就能站在信息傳播的制高點上,而誰解釋得更令人信服,誰就會擁有更多受眾。
  如果說報業史上的第一階段是“政論”時代,第二階段是“報道”時代,那麼,即將到來的是第三階段很有可能將是“解說”時代。
  理論色彩提高深度報道水準
  對於深度報道,中西方傳統上的理解存在差異,在西方,深度報道又稱“解釋性報道”,重視用事實本身所蘊含的意義來解釋,即通過大量的背景材料,包括另一些事實,來揭示意義。而中國傳統的深度報道是“述評式”,也就是依賴議論等手法,思辨色彩比較濃,這種形式常常以哲理見長,既有當代社會的批評眼光,又有偏重歷史經驗的回溯思考。
  無論是“背景式深度報道”,還是“述評式深度報道”,共同點都是揭示新聞背後更深的意義,擴大受眾視野,讓受眾不僅知其然,而且進一步知其所以然。“背景式深度報道”努力以一個更大的背景為參照,爭取對新聞事實的認識更加接近本質。也就是說,西方記者愛以解釋為手段揭示事實背後的事實。如18世紀法國和俄國的戰爭中的一個故事就體現了這樣的邏輯關係:釘子缺,蹄鐵卸,戰馬蹶;戰馬蹶,騎士絕;騎士絕,戰事折;戰事折,國家滅。
  而“述評式深度報道”常常體現在為新生事物鼓與呼,對社會問題充滿憂慮,是中國知識分子觀察社會時的一種傳統方式,中國記者更願意做思辨式的意義探尋。一些善用理性思維的記者常常在文章中附加啟蒙性信息,使稿件具有啟蒙色彩、憂患意識。
  實際上,馬克思、傑克·倫敦、狄更斯、馬克·吐溫、梁啟超、鄧中夏、瞿秋白、陳獨秀,這些思想家、文學家都曾經是新聞人。新聞中常常蘊含複雜的思想,對政治社會的豐富理解。比如阿倫特採訪戰犯艾希曼時發現其並沒有強烈的戰爭、屠殺欲望,從一定意義上說只是屠殺的執行人,而非策劃人,提出政治哲學概念“平庸的惡”,對應“極端的惡”。這就是從微小的事情反映出的重大價值觀念,深刻的政治意識形態轉變。
  視野寬窄影響對世界的概括
  業界曾經存在著一個認識誤區,那就是重視原創新聞、獨家新聞,而忽視或看輕共享性新聞,總以為處理編輯共享性新聞,體現不出一個媒體新聞價值觀的水準。然而,在信息飛速發展的今天,面對浩如煙海的共享性新聞,公眾需要專業人士提供選擇的結果,這就需要媒體將共享性的信息碎片有機地粘連在一起。
  應該說,選擇處理共享性新聞同捕捉原創新聞、獨家新聞同等重要。從實際的工作量而言,選擇、處理、編輯共享性新聞,耗去的精力往往大於採寫編輯原創新聞、獨家新聞。因此,對於共享性新聞的選擇處理如何,檢驗著一個媒體的新聞競爭力。
  對於媒體特別是傳統媒體而言,反應能力和議題設置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影響力。媒體對共享性新聞的選用處理是否有著獨特之處,需要發現新的視角,開掘出共享性新聞中的獨有新聞點;需要以思辨的筆觸,深度闡釋對共享性新聞的理性思考,這就對編輯的知識視野提出了較高的要求。
  長期以來,理論界一直有新聞記錄論和新聞影響論之爭,但無論持何種觀點,都認為新聞人應該具有廣闊的視野。視野對立場和態度的作用十分關鍵,同樣是採寫編評,不同的視野、面向,決定報道的事實必然帶有主觀色彩,這就需要新聞人用知識擴充對新聞現象的理解。
  競爭就是境界之爭,新聞人追求境界高,不能光靠加素材,更要通過獨立觀察、思考和判斷,提供積極、善意、具有建設性的觀點。而視野的有限性決定規律的不完備性,新聞人對這個世界的概括或抽取的事實與其視野的寬窄和朝向是有關聯的。
  《可見的與不可見的》一書中指出,偉大的報道往往是違反常識和共識,甚至是挑戰規律的。深入的調查研究報道背後,是一套能夠超越普遍規律、挑戰主流共識的知識視野和理論體系起作用。都市新聞有個被人詬病的“軟肋”,就是有時會出現對價值觀念的陳述脫離歷史的情況,缺乏對這些觀念內部複雜性的辨析,簡單粗糙地進行政治判斷。新聞人對社會展開調查,傳播觀念,而價值觀念有內部的複雜性和矛盾性張力,離不開歷史現實,新聞人只有具有更大的視野,才能對中國社會結構變動的理解更全面,對公共政策的理解更深入,才能有更公允的報道視角,賦予文章更豐富的意義闡釋。
  以更大的背景為參照,對新聞事實的認識就會更加接近本質,新聞人需要努力從廣泛的背景下去解釋新聞事實發生的原因。新聞事實往往是由多個原因導致的,清楚地解釋新聞事實為何發生,少不了要從多方面去作縱向挖掘、橫向的比較,才能通過萬事萬物互相影響、互相制約,更好地去完成解釋任務。
  知識視野支持新聞人的專業性和公允程度,將單個場景中的事實與更大的結構問題結合起來。2010年廣州亞運會舉辦期間,廣州市保持了和平時一樣的社會秩序,市民正常的工作、生活並沒有因為亞運會的舉辦而被打亂,敏感的媒體自然不會放過這樣的變化,紛紛加以報道。其中《從外貌到性格的良性傳播》,寫出了中國從舉全國之力主辦大型體育盛會,到體恤民眾、以人為本的轉變過程,《大型表演僅僅是中國巨大發展中的一小步》,寫出了中國曾經致力於精心舉辦大型表演以彰顯國力,這一階段是一個國家崛起成為大國的必經之路。這些報道,如果沒有文化政治意識,沒有歷史思考和國際視野,是難以完成的。
  網絡傳播時代,內容不稀缺,記者也不稀缺,稀缺的是高品質的新聞作品,是透過現象看到本質的慧眼,是基於人民利益至上、國家利益至上價值體系的深刻分析和睿智表達。
  劉揚  (原標題:評論:"碎片化"時代新聞報道應追求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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